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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軍 | 中國新聞出版業:波瀾壯闊的七十年

發布時間:2019-07-10

來源:出版發行研究


摘要:本文回顧了70年來我國新聞出版業發展的歷程,闡述了其進行的不懈探索與大量實踐,以及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關鍵詞:新聞出版業 出版工作 70年


中圖分類號:G231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① 今天成立了!”自此,中國新聞出版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聞出版業與共和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步相隨,走過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




一、奠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


出版業(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對新聞和出版工作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伊始,旋即謀求建立共和國的出版業。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34個委、部、會、院、署、行中專門設立了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作為領導全國新聞和出版事業的管理機關。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② 在北京召開。會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特為會議題詞:“ 認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了來自各大行政區③ 新華書店、各地公私合營書店、33個單位的116名代表。④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出席開幕式并發表重要的講話。他指出:“出版工作者,無疑問是文化戰線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隊之一。過去出版工作是為革命軍事服務,為人民的政治斗爭事業服務,現在,全國的生產建設事業開始了,出版工作就更要為生產建設事業服務。這對于我們的出版工作者就是一項新的任務。”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分別任命胡喬木⑤ 為新聞總署署長,胡愈之⑥ 為出版總署署長。




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于1949年11月1日開始辦公,并著手建立相應的出版機構。1950年3月25日,出版總署作出《關于統一全國新華書店的決定》,要求“全國新華書店必須迅速走向統一、集中,加強專業化、企業化,并決定在北京成立隸屬出版總署的新華書店總管理處,領導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的各項業務工作”。此后,又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將兼具出版、印刷、發行業務的新華書店總管理處進行專業化分工,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新華印刷廠、新華書店,分別承擔出版、印刷、發行業務。而新中國成立前大多出版企業,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是出版、印刷、發行業務三位一體,不作專業化分工。實行出版、印刷、發行的三分開,是新中國對傳統出版業的一項重大調整。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若干國家級專業出版社相繼成立,科學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人民鐵道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一大批科技專業出版社也陸續誕生。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召開,提出了“為人民大眾的利益服務是人民出版事業的基本方針”、改進和發展出版工作、改進和發展書刊發行工作、改進期刊工作、改進書刊印刷工作等五項決議。之后,又先后出臺一系列規章制度。1952年8月16日,政務院頒布《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和《期刊登記暫行辦法》,對經營者的資質做出明確規定。9月8日,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國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定》,首次明確提出對書稿實行編輯初審、編輯主任復審、總編輯終審的“三審制”。這項規定作為一項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一直沿用至今。12月30日,出版總署和郵電部聯合印發《關于改進出版物發行工作的聯合決定》和《關于改進發行工作具體辦法的聯合決定》,確定從1953年1月1日起定期出版物(報紙、期刊)由郵電局負責總發行。由此,形成了圖書、報紙、期刊發行的工作格局。1954年7月3日,教育部和出版總署聯合印發《關于出版中學、小學、師范、幼兒園課本、教材、教育參考書和工農兵婦女課本、教材的規定》,強調這類出版物一律由國營出版社出版。1955年7月22日,國務院⑦做出《關于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問題的指示》,指出“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對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對社會公關秩序的鞏固,對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都具有很大的危害,要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堅決有計劃有步驟地處理這類出版物”。1956年11月30日,文化部⑧ 和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聯合發出《關于加強農村圖書發行業務的指示》。這些文件,對于之后的中小學教材出版、出版物監管、“三農”出版物發行工作,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私營出版業曾一度得到發展,1950年,全國共有私營出版社163家,到1952年底,發展到356家。1953年經過整頓,尚存290家。這些私營出版社絕大部分集中在上海,約有250家。1952年,私營出版社的出書品種占全國的51.7%,發行圖書冊數占全國的10.2%。⑨ 基于出版業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因此“對私營出版業,以各種方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使之逐步地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到1956年底,國家完成了對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國共有出版社97家,其中國營出版社80家,公私合營出版社17家。國營出版社在全國出版社中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11.9%上升到82.5%;公私合營出版社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0.9%上升到17.5%。⑩




通過這一系列方針政策出臺和實施,新中國出版體系基本構建完成,出版物品種和數量實現大幅度增長。1950年至1956年間,共出版各類圖書12.9萬種,其中,1956年出書2.87萬種,是1950年的2.4倍;總印數為17.84億冊(張),是1950年的6.5倍;總印張為43.57億印張,是1950年的7.4倍。{11} 在這些圖書中,既有馬恩列斯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又有《魯迅全集》第一卷、第二卷和“五四”以來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多種,如《子夜》《家》等,還有中外文學作品,如描寫中國革命斗爭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呂梁英雄傳》《王貴與李香香》《白毛女》等,反映抗美援朝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以及蘇聯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卓有成效,《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等古典小說經整理校注出版發行。少數民族圖書、各級課本出版數量和品種都有很大增長。報紙出版從1950年的382種、7.98億份、6.51億印張,到1956年盡管種數減少到347種,但總印數卻增至26.12億冊、總印數增至24.47億印張,分別比1950年增長3.4倍和3.8倍。到1956年,期刊出版增加到484種、3.53億冊、7.63億印張,比1950年分別增長1.7倍、10.1倍和7.9倍。{12} 其中,《人民中國》《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解放軍文藝》《中國文學》《中國建設》《民族畫報》等期刊分別創刊出版。




二、曲折: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


出版業(1957年1月—1965年12月)


1956年5月,我國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毛澤東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方針,文藝創作出現十分活躍的局面,也帶動了出版業的繁榮發展。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家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等優秀作品膾炙人口,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一批革命回憶錄的出版,對廣大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接下來1957年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出版界一大批知識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嚴重挫傷了工作的積極性。1958年開展的“大躍進”又片面追求高指標,出版業出現許多粗制濫造的現象。1958年3月10至15日,“全國出版工作躍進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通過了“全國出版工作躍進會議倡議書”“向全國科技出版工作者的倡議書”“向全國圖書發行工作人員的倡議書”和“向全國地方出版社躍進競賽書”等,{13}提出開門辦社、搞發行,縮短出書發書時間。在此氛圍籠罩下,許多出版社和新華書店紛紛提出“躍進”指標,展現“躍進”速度,結果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的現象層出不窮,造成大量的浪費。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更使出版業出現萎縮甚至倒退。“大躍進”和自然災害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紙張供給嚴重不足,從1960年6月開始,除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大專教材、影印外文科技書籍、民族文字和外文圖書等可以基本保證用紙外,其他各類圖書用紙被大幅度削減,有些門類和品種,如文藝書籍削減更為嚴重。




1963至1965年間,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的一系列斗爭,錯誤地批判了一批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造成學術著作日趨減少,文藝作品中公式化現象日趨嚴重,涉及外國當代學術思潮、文學流派的作品幾乎絕跡。




從1957年至1965年,全國共出版圖書23.13萬種。{14}這其中馬列著作尤其是毛澤東著作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先后出版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和英、法、西班牙、俄、日等5種文字版以及盲文版,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5種民族文字版。1964年7月,分別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到1965底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甲種本印制了2291萬部,乙種本印出5602萬冊。從1964年5月到1965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共印2800萬冊。{15}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還是有一些圖書得以出版。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中華書局組織點校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文苑英華》《明經世文編》等文學、歷史、哲學名著出版發行。在社會科學和科學技術方面,出版了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華羅庚的《數論引導》、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等;在中外文辭書方面,1965年4月,上海的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出版了內部發行的《辭海·未定稿》上下兩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英漢大辭典》(修訂本)、《俄漢大辭典》以及外漢雙語辭書和專科辭書20余種。




從1957年到1965年間,報紙從364種減至343種。{16} 這一時期,報紙在鼓舞人民斗志,擴大社會影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對武漢長江大橋通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等重大事件的報道都載入了史冊;對雷鋒、焦裕祿等典型人物的宣傳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但同時,在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想影響下,不可避免地在反右擴大化、大躍進等的宣傳上產生過重大失誤。期刊從634種增加到790種。{17} 這其中的一些期刊至今還很有影響。如時政類的《紅旗》(后更名《求是》),學術理論類的《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經濟研究》《文學遺產》《考古》《文物》,文學類的《人民文學》《收獲》,少兒類的《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科技類的《中國科學》《中華醫學雜志》,科普類的《大眾醫學》《天文愛好者》等。




到1965年我國已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印刷工業體系,全國書刊印刷廠已發展到76家,職工3.6萬人;各類印刷廠1800家,職工17萬人;主要產品產量排字 30.7億字,書刊印刷472萬令,多色印刷444萬令,裝訂507萬令,工業總產值3.07億元。{18} 圖書銷售點從1958年的6843處發展到1965年的52198處。1965年銷售圖書185837萬冊、42589萬元,比1957年分別增加56140萬冊、14238萬元。{19}




三、挫折:“文革”時期的


出版業(1966年1月—1976年9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1967年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奪權,出版事業局也隨之癱瘓,出版界成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最早受到沖擊、最早被“奪權”的領域。




隨后,許多出版機構或被合并或被撤銷,大批出版工作者被遣散,許多中外優秀出版物被當作“封、資、修毒草”付之一炬。圖書、報紙、期刊分別從1966年的1.11萬種、49種和191種下降到1967年的0.30萬種、43種和27種。{20} 到1971年全國出版社由1966年的87家降至46家,職工4693人,其中編輯人員僅有1355人。{21}




“文革”時期的出版業幾乎所有任務就是出版毛澤東著作。從1966年至1970年底,毛澤東著作語錄、畫像等的出版量已占到全國圖書出版量的80.7%。{22} 此外,還大量出版了《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樣板戲”劇本、曲譜、畫冊。僅北京地區,從1970年至1972年6月底,不包括戰士出版社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租型印數,《紅燈記》等6種樣板戲總印數就高達3000多萬冊。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至1970年5月23日國務院“出版口”的成立才有所緩解。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新華字典》(修訂本)于1971年出版,征訂數達8482萬冊。{23}同年,中斷五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得以繼續進行。1973年9月26日,經國務院批準,“出版口”撤銷,國家出版事業局成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相繼恢復或成立出版局,商務印書館、榮寶齋、人民音樂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也陸續恢復出版業務。“文革”后期還出版了《馬恩列斯毛論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中國通史簡編》《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阿登納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林肯傳》等。《人民文學》《文物》《考古》《考古學報》等期刊也紛紛復刊。這些出版物的面世,為“文革”中幾近荒蕪的出版業涂上了一抹綠色。




“文革”期間,印刷生產能力沒有能夠充分的發揮,也造成書刊印刷的畸形發展。據初步估計,“文革”十年使我國印刷業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拉大了20年。當發達國家已普及采用激光照排、電子分色、高速膠印、裝訂機械化聯動化的時候,我們還仍使用手工鉛排、鉛印、手工裝訂。就連數十億冊的毛澤東著作、語錄也都要靠人工加班加點來完成。




這期間,新華書店主要發行毛澤東著作和少量政治讀物,其他圖書很少。出版物進出口貿易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除少數幾種外文報刊可供出口外,專營書刊進出口業務的國際書店{24} 基本無書向外提供。許多單位停止或大量減少外國書刊的訂購,國家使用寶貴外匯進口的許多書刊或被銷毀或被查封。




四、重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


新聞出版業(1976年10月—1991年12月)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文革”結束后,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求知若渴,對出版物的需求日益旺盛,這促成全國人民爭讀一本書的獨特景象。對出版業來說,解決人民群眾投身現代化建設所迸發出對出版物的渴望,與其數量品種嚴重不足的矛盾就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




為此,1978年3月,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決定重印35種中外文學名著。這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紅旗譜》《鐵道游擊隊》《苦菜花》《唐詩選》《宋詞選》《古文觀止》《儒林外史》《悲慘世界》《高老頭》《牛虻》以及契訶夫、莫泊桑、莎士比亞、易卜生等大作家的作品選集等。這35種中外文學名著的重見天日,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轟動。同年5月1日,在各大城市銷售時,人頭攢動、摩肩接踵,讀者排起長隊搶購,僅北京市就零售發行30多萬冊。這在余悸未盡的年代,是一項非同尋常的舉措,成為出版界思想解放的先聲。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出版業逐步從“左”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面貌煥然一新。黨中央、國務院對三中全會以后的出版業十分關心,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出版工作的決定。它指明了出版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務,強調“出版事業的發展,既是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質文明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條件”;我國出版事業“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針”,徹底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左”的方針;第一次明確了出版物的雙重屬性,要求出版工作要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這一綱領性的文件,對于之后出版業繁榮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1979年12月8日至19日,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湖南長沙召開。會議原定是關于提高書籍質量的議題,但與會代表圍繞著地方出版社“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的規定進行了熱烈地討論。會議最終決定,要解放思想、大膽實踐,打破計劃體制下地方出版社只能向本地作者組稿、出版“字大、圖多、本薄、價廉”通俗小冊子的窠臼,將具備條件的地方綜合出版社分設為文藝、科技、教育、少兒等若干專業出版社,提出“立足本地,面向全國”的出書方針,一下子解放了出版生產力。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形成正式文件,但幾乎公認,它對于恢復出版業的生產,具有不可估量的貢獻。會后,一批在“文革”中停辦或合并的出版社恢復重建,如春風文藝出版社、科學普及出版社、石油工業出版社、中國電影出版社、紡織工業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等33家。同時,又新設立了一批出版社,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華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等。到1991年,全國出版社已增至465家,是1976年的6.2倍。{25}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出版管理體制的弊端暴露無遺,嚴重妨礙了出版業的繁榮發展。1984年6月21日至27日,全國地方出版社工作會議在哈爾濱的召開,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26} 印發《關于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見》。由此,新聞出版業改革大戲一幕幕上演。許多出版社實行自主開發、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推行社長負責制以及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出版社由純事業單位逐漸轉變為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由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出版物品種和總量呈現出大幅度增長。到1991年,出版圖書達到9.0萬種,總印數61.39億冊,總印張266.11億印張,分別是1976年的7.0倍、2.1倍和3.0倍。{27} 一批代表國家水準的圖書出版發行,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列寧全集》《毛澤東文集》《鄧小平文選》(1-3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美術全集》《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當代中國叢書》《乾隆版大藏經》《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通史》(10卷本)《機械工程手冊》《雜交水稻育種栽培學》《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等。這一時期,出版報紙1524種、236.51億份、205.77億印張,分別是1976年的8.4倍、1.9倍和1.8倍;出版期刊6056種、20.62億冊、54.44億印張,分別是1976年的11.2倍、3.7倍和3.0倍。{28} 一批之前停辦的報刊紛紛復刊,并創辦了一大批新報刊。如《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經濟參考》《中國法制報》《中國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江海學刊》等。




1979年,長沙會議的改革精神也很快擴展到圖書發行領域。在沒有行政規定的情況下,不少出版社辦起郵購,開辦門市,受到讀者的歡迎。1980年8月,國家出版事業局印發《關于出版社和新華書店業務關系的若干原則規定(試行草案)》,對此給予肯定。1980年12月,國家出版事業局發出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出版局可有計劃分步驟發展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書店、書亭、書攤和書販。為改變過分集中、統得過死的圖書發行管理體制和經營形式,國家對新華書店獨家經營,出版社和書店之間實行的征訂包銷制度進行了改革。1982年5月,文化部向中宣部提交《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問題的報告》,提出在圖書市場放開批發渠道,打破圖書發行業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經過幾年的實踐,在全國初步形成了以新華書店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新的圖書發行網絡,基本理順了圖書的生產、供應、銷售三者的關系。在此基礎上,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印發《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在國有書店推行放權承包,進一步放開批發渠道、購銷形式和發行折扣以及集體書店參與圖書二級批發,通過推行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到1991年,全國發行網點增至100346處,比1978年多出14237處,{29} 其中所增出部分多為1984年以后出現的集體、個體書店、書攤和書亭等。一批報刊也開展經營活動,走上自辦發行的道路。 




與此同時,出版界開始注重通過版權轉讓、合作出版等多種方式,開展出版對外貿易。一批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醫藥、烹飪、武術、養生、語言類圖書版權被輸出到海外,如《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大綱》《中醫辨證學》等。《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民工潮》等一些關于我國當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圖書也有輸出。尤其是,1984年英國培格曼出版社購買了《鄧小平文選》英文版權,第一次把鄧小平理論傳播到西方。同時,一大批國外科技出版物以及教育、商業、法律類圖書被引入國內,其中反映世界信息、能源、材料和生物科學與技術最新水平的出版物更是成為了重中之重。像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從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購入版權出版的大型工具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全書10卷,收錄條目7萬余條,約2400萬字,附圖5000多幅,{30} 以及《愛因斯坦全集》《廊橋遺夢》《第二次世界大戰叢書》等。對外合作出版更是改革開放初期常用的方式。1979年,經國家科委和國家出版局批準,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與美國時代生活圖書公司合作出版了《少兒百科全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出版社與外國出版社首次合作出書。{31}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與南斯拉夫評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型投影畫冊《中國》。其內容由中方提供,南方與歐洲、美洲、亞洲12個國家合作,在意大利印刷,以英、意、法、德、日等多種文字出版發行10多萬冊。該書通過300多幅照片,{32} 再現了我國古代文明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為世界了解我國提供了生動的素材。此外,像商務印書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分別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選英漢漢英詞典》《英漢雙解牛津初級英語學習詞典》,在我國都很有影響。1986年9月,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北京舉辦,有來自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5個國家和地區、1055家出版單位參展。{33}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舉行,使更多國外優秀出版物進入我國,對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緩解“書荒”,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優化:市場經濟體制構建時期的


新聞出版業(1992年1月—2001年12月)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10月12至18日,黨的十四大召開,以此為標志,新聞出版業進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在經歷重構時期高速增長后,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也帶來一些弊病。由于出版單位數量增長過快,而大量合格的編輯專業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銜接不上,致使書報刊出版質量總體水平下滑;部分出版單位片面追逐經濟效益而損害社會效益,搶奪“熱門”選題,重復交叉出版現象嚴重;內容相近、質量不高的書報刊品種過多過濫,使得負擔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宣傳任務的重要報刊和優秀圖書發行量下降;個別出版單位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責任不落實,出賣書號、刊號、版號,拱手出讓和放棄管理權,出版格調不高、粗制濫造、宣揚色情暴力、封建迷信乃至有嚴重政治傾向的出版物。針對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新聞出版署提出,要深化改革,從總量增長型為主要特征向優質高效為主要特征轉移。并制定了出版物重點規劃,重新對出版社和報刊社以及書店、批發市場、印刷廠等進行總體規劃布局,治理整頓“小報小刊小印刷廠”,基本扭轉了單純數量擴張、盲目鋪攤子、低效運行的局面。這一時期,圖書品種有所增長,但總印數卻出現回落,并呈現出分眾化、多層次的特點。1994年國家停止出版內部報刊2000余家;1996年又壓縮了行業報刊、逐步取消了省市行業報刊;1999年繼續對全國報刊結構進行調整,對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容重復的報刊予以合并,精簡報紙300種、期刊443種。{34}




與此同時,還加強立法工作,將新聞出版政策措施納入法治軌道。《出版管理條例》《印刷業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以及一些部門規章相繼出臺。1997年1月2日,國務院以第210號令的形式,頒布了《出版管理條例》,并自1997年2月1日起實施。《出版管理條例》首次以國務院法規形式確定我國出版業的基本構成和基本范疇,明確出版單位設立與管理、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復制和發行、保障與資助、法律責任等條款。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比較系統全面的出版行政法規,在《出版法》尚未出臺的情況下,起著出版管理基本法律規范的作用,成為出版活動和出版管理的基本準繩和重要遵循。




這期間,出版單位集團試點工作也陸續開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廣東省出版集團、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遼寧出版集團、中國科學出版集團以及湖北新華書店集團、遼寧省發行集團、河北省新華書店集團等相繼成立。另外,許多出版單位通過借鑒國企改革的成功經驗,在單位內部實行勞動、人事和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形成了單位員工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運行機制,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增強了企業的競爭意識。




在出版市場流通方面,1996年6月1日,新聞出版署印發《關于培育和規范圖書市場的若干意見》,提出“三建二轉一加強”,即重視批發市場建設、推行多種購銷形式建立新型購銷關系,建立和完善市場規則,轉換出版社自辦發行的觀念和機制,轉換國有書店的經營機制,加強農村發行。隨后,以新華書店為骨干,以大中城市為重點的連鎖經營網絡和物流配送迅速起步,出版物市場地區封鎖被逐步打破,各地紛紛成立圖書批發市場,一批民營書店被授以“二級圖書批發權”,就此催生了數千家民營書店,形成了長沙黃泥街、武漢武勝路、西安東六路和北京金臺路等四大書刊批發市場。{35}




在書報刊印刷、音像制作、光盤復制領域,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一批中外合資印刷企業。這段時間,也是臺資印刷企業進入大陸最為密集的時期。僅1992年至1994年3年間,上海市就有14家臺資印刷企業陸續成立。中國唱片總公司與鐳聯美國有限公司合資成立新大陸音像制品有限公司,與日本JVC公司合資成立光盤復制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與新西蘭謝博特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中新文化教育有限公司。在書報刊和音像制品發行領域,1994年,佛山青年服務公司、中華商務貿易公司與香港三聯書店合資創辦佛山聯合圖書有限公司,銷售內地版出版物和聯合出版集團(香港)的出版物。在報刊出版領域,許多國外科技、醫療、時尚、生活類期刊通過合資方式進入我國市場。上海譯文出版社與法國阿歇特出版集團合作出版了《世界時裝之苑》,1992年,中國科學院與美國IDG集團出資出版發行了《中國計算機報》《計算機世界》,1994年,人民郵電出版社與丹麥艾格蒙國際集團合資成立的童趣出版公司出版了中文連環畫月刊《米老鼠》等。天津市的《今晚報》與北美、南美、歐洲有關國家合資創辦《今晚報·美國版》《今晚報·南美版》《今晚報·歐洲版》等。




進入21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文化市場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新階段。按照有關承諾,入世后我國將開放書報刊零售市場,乃至全面開放出版物批發市場。由此,60多家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設立了辦事機構,{36} 包括德國的貝塔斯曼、美國的西蒙·舒斯特、英國的朗曼和日本的講談社等國際出版巨頭。在印刷領域,基本實現全面開放,允許外方在華投資設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從事出版物、包裝裝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允許外方在華投資設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從事包裝裝潢印刷業務。隨著印刷市場的放開,大量外資和港臺資本進入內地市場,尤其集中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我國儼然成為國際印刷的重鎮。




六、轉型:文化體制改革中的


新聞出版業(2002年1月—2012年12月)


從2002年開始,在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精神指引下,新聞出版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以企業化、市場化和產業化為重點的新聞出版體制改革開始破題。為抵御國外大型出版傳媒企業搶灘我國出版市場,組建集團進入高潮,絕大多數省市和行業紛紛將本系統的出版、發行、印刷、物資供應等企事業單位乃至專業學校整合到一起組建集團。組建出版集團是我國出版組織結構的重大調整,通過“有形的手”將資產、設備、技術、人員和信息等生產要素進行資源整合、合理配置、優化結構,形成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以提高新聞出版單位的整體實力。   




但隨著改革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集團體制性的弊端和機制性的障礙也隨之顯現。它們中的大多數盡管實行的是企業化管理,但還是事業單位。這種把公益性出版事業與經營性出版產業性質與功能混同在一起的法人體制,使得其在組織結構、內在動力和運行方式上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既難以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公共出版文化服務,又難以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土壤中扎根成長,成為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的新型市場主體,也使得跨媒體、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戰略重組困難重重,融資渠道堵塞,嚴重制約新聞出版事業繁榮和出版產業的發展。




2003年6月27日至28日,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確定了35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其中出版發行單位就占到21家。大眾日報報業集團等8家報業集團和報社,中國出版集團等7家出版集團和出版社,新華發行集團總公司等6家發行集團先期進行了改革試點。在總結試點單位經驗的基礎上,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由此,新聞出版業體制改革全面推開。




除保留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藏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和公益性報刊以及少數民族地區新華書店等為公益性出版事業單位外,按照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的要求,經營性新聞出版單位由事業單位轉為企業,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結構,成為新聞出版領域戰略投資者和出版市場的主導力量。截至2012年9月,580家出版社、3000家新華書店、38家黨報黨刊發行單位、3041種非時政類報刊完成轉企。{37}




同時,新聞出版總署{38} 還積極構建覆蓋城鄉的新聞出版公共服務體系,包括農家書屋工程、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全民閱讀工程等。特別是農家書屋工程的建設,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到2012年8月,已建立農家書屋60.05萬個,投入資金180多億元,配備圖書9.4億冊、報刊5.4億份,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1.2億(盒)張,覆蓋了60多萬個行政村。{39}




在對外開放方面,2003年5月,《設立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的暫行規定》開始實施,我國正式向外資開放圖書發行領域。同年9月,修訂后的《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生效,取消了包括圖書批發特別是總發行所有制、上級主管單位和行政法規及新聞出版部門規定其他條件的限制,同時提高了資金門檻和專業資格門檻。2004年6月,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獨資創辦廣東聯合圖書有限公司,成為第一家獲準進入內地的圖書發行公司。同年10月,德國貝塔斯曼集團與遼寧出版集團合資組建遼寧貝塔斯曼圖書發行有限公司,成為第一家國有資本與外資共同組建的圖書批銷企業。按照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允許民營發行企業從事圖書二級批發和總批發業務。2003年9月,文德廣運發行集團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家獲得報刊總發行權的民營企業。翌年4月,北京世紀天鴻書業有限公司首獲出版物國內總發行權和全國性連鎖經營權許可證。




在開放國內印刷和發行市場的同時,新聞出版業把走出去作為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分別出臺扶持新聞出版走出去的8項政策措施,《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關于加快我國新聞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見》,與國務院新聞辦共同制訂“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中外圖書互譯計劃”,接連實施“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計劃”和“邊疆地區新聞出版走出去扶持計劃”、“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在這些政策措施的支持和鼓舞下,許多新聞出版單位積極推行走出去的戰略布局。在圖書版權輸出方面,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圖書中心出版發行的小說《狼圖騰》,被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球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人民出版社出版將反映中國改革發展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等35種圖書版權出讓給英國、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在圖書合作出版方面,外語與教學研究出版社先后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等10多家國際出版企業合作,出版100多種學習漢語的教材,銷往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應用人數超過一億人。{40}在報刊輸出方面,《中國》《讀者》《知音》《國家地理雜志》《新民晚報》《中國日報》等我國的品牌報刊分別進入美洲、澳洲、日本等國市場。在電子出版物、網絡出版物輸出方面,2007年至2011年間,“中國知網”機構用戶遍布42個國家和地區,數量達1200多家,用戶類型包括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政府機關、公共圖書館、企業等。{41} 在出版物發行方面,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與法國拉加代爾集團合作,將我國精品外文圖書在該集團遍布歐洲、北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等地的100多個機場、350多個火車站、330多個地鐵站和450多個商業中心落地銷售。{42} 自2005年我國第一次組團參加在德國舉辦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以來,參加國際展覽人數和版權輸出都逐年增長。特別是2009年我國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設立了中國主賓國活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海外舉辦的無論規模還是影響都是最大的一次出版交流活動,我國參展的出版機構有272家,展品上萬種。{43} 2012年倫敦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來自中國的180余家出版社、1萬多種圖書、300多場活動、1859多項版權輸出匯聚于2019平方米的展區,在英倫半島刮起了“中國旋風”。{44}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經過多年培育,已成為與紐約書展、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并列的世界四大書展之一。尤為可喜的是,世界重要書展紛紛邀請我國以主賓國的身份參展,我國在國際出版界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七、創新:在十八大和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的新聞出版業(2013年1月—)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聞出版業以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為目標,守正創新、攻堅克難,在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增強文化自信、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國家軟實力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針對一些國有文化企業改革不到位、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的情況,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5年9月14日印發《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隨后,2018年12月,中宣部又印發《圖書出版單位社會效益考核評價試行辦法》,明確可量化的標準,包括出版質量、文化和社會影響、產品結構和專業特色、內部制度和隊伍建設等指標。許多出版發行企業按照兩個文件的精神,積極探索黨委領導與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實行企業黨委成員以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方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黨委書記兼任董事長,保證了黨委對出版導向、重要人事和資產配置的決策權,也保證了董事會把黨委的決定貫徹到企業的運營和管理之中。同時,還在出版集團和上市公司設立總編輯崗位,建立健全編輯委員會,統籌重大選題策劃,組織重點產品生產,履行內容把關終審職責。由此,一批傳承中華文明、傳播中國聲音、培育民族精神、凝聚社會共識、提高公民素質、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等方面的精品力作不斷涌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習近平用典》《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毛澤東年譜》《鄧小平傳》《理論熱點面對面》《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90年史話》等主題圖書成果豐碩;王安憶的《匿名》、賈平凹的《極花》、畢飛宇的《醫生》、格非的《聽音》、嚴歌苓的《芳華》、徐則臣的《王城如海》、梁曉聲的《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張煒的《獅子崖》等原創文學作品深受讀者歡迎;《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沐陽上學記》《我的影子在奔跑》等成為兒童文學中的佼佼者;《基因傳》《當自然賦予科技靈感》等科技及科普類圖書具有較高的質量。




2017年,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國有文化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關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國有企業改革大框架下,充分體現文化例外要求,積極推動國有文化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2018年2月26日,財政部和中宣部又聯合印發《中央文化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實施方案》。許多已轉企的出版社、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進行了國有獨資或國有文化企業控股下國有多元的探索與實踐。這一時期,在堅持出版權特許經營前提下,江蘇、北京、湖北等三省市探索了制作和出版分開試點工作。一些出版物印刷發行企業嘗試引入其他領域國有資本或非公有資本,開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青島城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中國科技出版傳媒有限公司、山東出版傳媒有限公司和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相繼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隨著以數字化、網絡化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生產和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時空界限,成為覆蓋廣泛、快捷高效、影響巨大、發展勢頭強勁的大眾傳媒。這無疑對傳統出版業提出全新的挑戰,出版生產和傳播尤其是都市類報刊、實體書店數量較以往都呈現出明顯下滑趨勢。傳統出版如何擁抱網絡、與其融合發展,成為新聞出版業發展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2014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45} 和財政部印發了《關于推動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推動新聞出版單位數字化轉型升級。中國出版集團、中國工信出版傳媒集團、遼寧出版集團、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中文傳媒等新聞出版企業不斷改革創新,努力打破時空和終端界限,在內容、產品、載體等方面融通融合,運用包括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網絡技術激活多年所累積的內容資源,進行多種創意與多次開發,生產多種產品,實現出版內容、技術應用、平臺終端、管理手段、人才隊伍的共融互通,努力形成一體化的組織機構、傳播體系和管理機制。新華書店總店、安徽新華發行集團、新華文軒等國有發行企業在鞏固傳統發行主渠道地位的同時,加快網上發行主渠道建設,運用現代化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形成新的出版傳播力。為對實體書店給予扶持,2016年6月,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商務部、文化部、稅務總局等11部委聯合印發《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鄉鎮網點為延伸、貫通城鄉的實體書店建設體系,形成大型書城、連鎖書店、中小特色書店及社區便民書店、農村書店、校園書店等合理布局、協調發展的良性格局。此舉開創了國家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先河。隨后,安徽、浙江、四川等省紛紛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實體書店的發展。




為配合“一帶一路”建設,2014年底,“絲路書香”工程獲批立項,成為新聞出版業唯一進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大項目。由此,我國新聞出版走出去的目標對象,不再僅僅聚焦于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同時也要關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國家地緣政治關系相對緊張,民族沖突、宗教矛盾問題比較突出。除個別國家外,多數國家經濟相對落后,出版物購買力較弱。同時,文化差異和意識形態也各不相同,對我出版物不一定認可和接受。不管是出版物還是出版企業走出去都面臨著一定新的風險和新的挑戰。隨著絲路書香工程的實施,在英文版權貿易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其他語種特別是小語種版權貿易實現較快增長,語種結構也不斷改善。一批解讀中國夢、傳播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發出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的主題、文學、少兒、歷史、對外漢語教材等類型的圖書占據了重要位置。這包括蒙語、越南語、泰語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馬來語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的《雙贏的未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經濟》,印地語、僧伽羅語、烏爾都語的《中國夢與中國道路》等。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或引入本土化運作機制,通過當地的翻譯、出版人才來推廣我國優秀的出版物。在這些走入絲路國家的主體中,既有國內大型出版集團,如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浙江出版聯合集團等,也有單體出版社,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還有民營出版機構。在合作方式方面,既包括投資或并購現有海外機構,也包括與境外文化企業合作經營,建立海外分社、翻譯研究出版的中國主題編輯部等。同時,新聞出版界還通過參加國際書展主賓國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等,加大對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的力度和廣度。這一階段,我國除繼續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美國書展、意大利博洛尼亞兒童書展、巴黎圖書沙龍、莫斯科國際書展等綜合性和專業性國際書展外,還先后參加了伊斯坦布爾國際書展、新德里世界書展、開羅國際書展、加爾各答國際書展、突尼斯國際書展、阿布扎比國際書展、布拉格國際書展、貝爾格萊德書展、羅馬尼亞高迪亞姆斯國際圖書與教育展等。其中,由81家出版單位組成的我國代表團攜5000多種出版物在2016印度新德里世界書展上亮相,達成588項版權協議及172項合作意向。在第23屆羅馬尼亞高迪亞姆斯國際圖書與教育展上,我國50多家出版機構的3000多冊精品圖書參展。這兩個書展我國均以主賓國身份參加,參展規模和版權貿易成果均創新高。{46}




經過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艱辛探索、砥礪奮進,新聞出版業發生翻天覆地變化,黨委領導,調控適度、運行有序、促進發展的新聞出版宏觀領導體制不斷完善;堅持正確導向、富有活力的新聞出版微觀運行機制初步形成;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覆蓋全社會公共出版服務體系大致構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出版產業初步確立;傳播健康出版產品,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競爭有序的出版市場環境進一步凈化;推動新聞出版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70年來,新聞出版業之所以能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斷探索、不懈實踐,積極適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生產經濟發展“兩個規律”,妥善把握文化意識形態屬性和商品屬性“兩個屬性”,不斷深化對人民“兩個文化需求”的認識,堅持新聞出版事業和出版產業“兩輪驅動、兩翼齊飛”“兩手抓、兩加強”,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效益”相統一,不斷以思想的新解放、理論的新發展,推動新聞出版業發展實踐的新創造。




今天,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回顧新聞出版業70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一幅幅生動的歷史畫卷浮現在眼前,令人心潮澎湃、思緒萬千。黨的十九大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出版業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有理由相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新聞出版業必將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加強內容建設,深化改革創新,完善出版管理,推動新聞出版業持續健康發展,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去譜寫更新更美的篇章,做出更新更大的貢獻。


 


注釋


①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的最高國家政權機關。


②由于當時的新華書店是集出版、發行、印刷于一體的出版機構,因此這次會議不僅是新華書店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③當時全國分為東北、華東、西南、西北、中南和華北六大行政區。


④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474.


⑤胡喬木(1912年6月—1992年9月28日),原名胡鼎新,“喬木”是筆名,江蘇鹽城人。從1941年2月起至1969年任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還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華社社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員會常委等職。


⑥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學愚,浙江上虞人。出版家,社會活動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1922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后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為救國會發起人之一。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等職。


⑦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國務院設立。


⑧1952年2月12日,新聞總署撤銷,其報紙管理的有關工作劃歸出版總署。1954年11月30日,國務院決定不在設立出版總署,其所有出版行政業務劃歸文化部,文化部內設出版事業管理局,履行對全國出版業務指導的職責。但凡涉及出版管理的重大事項,均須向文化部或經文化部向中宣部請示定奪。


⑨⑩{18}吳江江. 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與經濟政策研究[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9,11.


{11}{12}{14}{16}{17}{19}{20}{25}{27}{28}{29}根據1995年12月新聞出版署計劃財務司編的《新聞出版統計歷史資料簡明手冊(1949—1994)》整理。


{13}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9)[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388-398.


{15}劉昶. 紅星照耀下的出版發行之路[N]. 出版商務周報,2009-08-23.


{18}吳江江. 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與經濟政策研究[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1.


{21}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4)[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7:368.


{22}{23}鐘楚. 閃光的足跡  光榮的歷程——半個世紀新中國出版業回眸[J]. 中國出版,2001(1).


{24}國際書店,又稱中國國際書店,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的前身,我國創辦最早的圖書進出口公司。1949年12月1日成立于北京。建立初期,除主要經營書刊進出口業務外,還承擔進口書刊的國內發行工作。


{26}1982年5月5日,成立于1973年的國家出版事業局與文化部等四部委合并組成新的文化部,內設出版事業管理局。1985年7月25日,文化部出版事業局改稱國家出版局,仍由文化部領導。1986年10月6日,國務院恢復國家出版局為國務院直屬局建制。1986年12月18日,中央書記處決定撤銷國家出版局,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局,統管新聞出版工作。1987年1月13日國務院正式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作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由此,出版業業務擴展稱之為新聞出版業。


{30}我國出版對外開放30年[M]//郝振省. 中國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30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


{31}仲輝. 我國出版物進出口貿易發展概況[J]. 出版史料,2002(4):21.


{32}王華. 中國出版業對外交流與合作專題報告[M]//2007—2008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2008:147.


{33}張延華. 中外出版界的一次盛會——記首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M]//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 中國出版年鑒,1986. 北京:商務印書館,186:38.


{34}范軍,李曉曄. 中國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40年[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73.


{35}范軍. 我國出版業改革開放40年的探索與實踐[J]. 中國出版史研究,2018(4).


{36}郝振省. 中國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3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9.


{37}李長春. 文化強國之路——文化體制改革的探索與實踐(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3.


{38}2001年4月30日,新聞出版署更名為新聞出版總署。


{39}印刷發行管理司:2012年全國印刷發行管理工作[J]. 中國出版年鑒,2013:36.


{40}范軍. 我國新聞出版“走出去”的理論與實踐(上)[J]. 出版發行研究,2011(12).


{41}{42}張福海,范軍:新聞出版業走出去工作指南(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49,225.


{43}張福海,范軍:新聞出版業走出去工作指南(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2.


{44}息慧嬌.“十二五”時期出版業走出去發展概況[M]//“十二五”時期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219.


{45}2013年3月,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合并組建成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隨后,全國31個省區市中,除上海、天津、青海3個省市廣電與文化部門進行了合并外,其余28個省級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行政部門完成整合。


{46}范軍. 從“絲路書香”工程的實施看2016年我國出版走出去[M]. 北京:國際出版周報,2017-01-09.


 


(作者系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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